上海书展学者讨论文艺能否改变城市 持悲观态度

  

  上海书展学者讨论文艺能否改变城市 持悲观态度

2012上海书展今天就将结束。过去的7天,是上海这座城市一年中最具文艺气息的日子,有那么多人一起阅读,那么多人一起讨论阅读这件事,ca88手机版登录网页无论是名作家还是普通读者。

  

 

  

上周末,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一场名为“文艺青年挺好的”讨论会,是文艺青年兼青年作家与普通读者的对话;在场外,遥远的浦东星河湾酒店,这座城市各个角落的文艺青年每天一早前来“打卡”,倾听心仪作家和艺术家的对话,而这场名为“2012文景艺文季”系列活动的主题之一就是“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

  

 

  

上周末,在“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这场对话上,王安忆、唐诺、许鞍华、张大春、吴兴国、张元和马家辉,这些资深文艺中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文艺是否能改变一座城市,是否能塑造一座城市,但从7天的上海书展上,我们看到了上万的文艺少年、青年和文艺中、老年,他们通过阅读形成着个人生活方式,也些许影响着身边的其他人。

  

 

  

城市塑造文艺

  

 

  

“文艺青年挺好的”讨论会是由《鲤》杂志社主办,新一期的主题是“文艺青年”,参加讨论的“文艺青年”大都是《鲤》的作者。这是一个文艺青年被污名化的年代——“我不是文艺青年”,越来越多的人急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被“文艺青年”的人群拖下水去。“文艺青年”变成软弱、自私、不负责任、愚蠢以及没有立场的代名词。“为什么没有人理直气壮地承认文艺是我们头顶永恒的星空?”《鲤》编辑周嘉宁说,这也是《鲤》的作者和他们的朋友在书展上办这样一个对话的原因。

  

 

  

而在本月18、19日两天,ca88手机版登录网页“2012文景艺文季”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此活动缘起于世纪文景成立十周年。

  

 

  

此次艺文季汇聚阿城、白谦慎、陈子善、费大为、顾铮、马家辉、毛尖、石田衣良、孙甘露、唐诺、汪建伟、王安忆、吴兴国、小宝、许鞍华、张大春、张元、止庵、朱天心等20位海内外名家,活动虽然从每天9时15分正式开始,位置又在相对偏远的浦东新区,但所有报名预约都在一周前完成。时间和地理位置根本无法阻挡上海读者的文艺热情,甚至有很多读者从南京、杭州、济南、西安等地赶来。

  

 

  

那么“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与其说文艺会改变一个城市,不如倒过来说,是城市不断地在塑造当代的文艺。”张大春以宋朝时期杭州这座城市为例,他说,一大群知识分子和文人聚集在临安,用100多年缅怀当年的开封文艺,那些诗文流传至今。在历史走过1000多年后,那些诗文被用来重新理解、定义杭州。

  

 

  

“我想重点不是‘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而是当一座城因为文学而被改变意义的时候,这个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城了,这个城将会拥有比街道、比城墙更长久,更具有意义的符号。”张大春说。

  

 

  

台湾作家唐诺和朱天心每天早上出门去台北永康街的咖啡馆写作,那里有咖啡,也可以吸烟,这成了一种习惯。永康街也因此慢慢变成了一条文艺的街道。“我自己生在台湾东北角宜兰,但是我在台北,一住就是很多年,没有离开。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自由地骑脚踏车,可以自由地抽烟,这是两件非常自由的事情。但是我一直留在台北,我是想把我的书写书桌尽可能地向前推,推到和外面世界交融的那一个点上。”唐诺说,“很坦白地讲,是我需要台北市,而不是台北市需要我,台北市一点都不需要我,是我的书写需要留在台北市,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

  

 

  

那么,“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回到这个主题,唐诺的观点和张大春相似,他认为,如果有“改变”,那也是在挑选记忆并存留的过程中形成。城市会轰轰然地前进,但是并不是因为文学。一位文艺创作者面对城市创作时,“更多的时候是用抗拒,是用抵抗来完成的。”唐诺的想法有点悲观,但也没那么糟。对于文艺与城市的关系,唐诺用了撒哈拉沙漠里一捧沙子的比喻,“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地松手,让它散落,然后低声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

  

 

  

文艺创作者被城市改造

  

 

  

上海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大多数与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从古代、近代到当下,王安忆用虚构的文字描绘上海的历史、街道和屋檐。她和她的写作成为上海的符号,但王安忆也说,“我不知道文艺是不是能影响一个城市,反过来,我觉得是城市在影响着文艺。”王安忆说,“我们的文艺是不断被改造的东西,这种改造可以说是工业,也可以说是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文艺如何改变城市。相反,是城市不断改变文艺。比如说我们写作,写作是那么独立化的东西,但是写过之后你要上机器去印刷,整个印发的过程完全是一个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被改造,被城市改造。在王安忆眼中,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可以写美妙的麦田但厌恶收割这一劳动行为,“我们这样一个虚弱的人群,我们在这个强悍的城市里生活,怎么能指望去改造它呢?一定是被它改造。”

  

 

  

而在香港导演许鞍华看来,只有在历史文化特别兴盛的时候,文艺才可能会影响一个城市,“只有在那些光辉时代,大家才把文艺看得很重,认为这是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城市处于非常坏的时期,比如说纳粹时期、抗日时期,文艺确实可以鼓动人心,让人人都奋起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但是像现在这样的时候,文艺的效果还不如互联网。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书呢?就是找资料,通过书去寻找精神文明的人,恐怕是少数。”

  

 

  

学者要被未来阅读

  

 

  

王安忆、唐诺、许鞍华、张大春们对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是悲观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文艺,能否改变一座城”这个命题本身。同样,作为文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阅读——它的未来又是什么形态?从朱天心、小宝、止庵、白谦慎他们的发言中,读者同样可以看到,作为创作者,他们也不关心在未来,阅读到底是什么样。

  

 

  

秦始皇焚书,伏生把书藏起来,等天下太平再拿出来。这是伏生对“阅读未来”一词的无意识理解。在学者止庵看来,就算有“阅读未来”,但阅读本身是静态和个体的,“我们阅读本身就是从古代到未来不变的体现。我们还是需要用古老方式去阅读,我们现在在做的,将来还会那样做。”与伏生藏书这一历史事件相对比,作家阿城提到了甲骨文,在他看来这一文字形式就具有“未来概念”。“战国的时候,甲骨文就已经不能被阅读了,所以世人读不回去了。设身处地来说,我们自己写的东西,未来有人读?未必,他很可能读不懂。”在阿城的观念里,未来依然有阅读,但那个时候,“我怀疑未来的阅读可能是图像。”

  

 

  

而在小宝看来,“阅读未来”这样一个命题本身含有悲观主义的意思,“我们的阅读是过去的,既然未来要更好,那么何必阅读。最好的财富是过去留下来的,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阅读,至少可以享受前人留下来的财富,我对未来是持非常悲观的态度,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坚持阅读的人。”

  

 

  

台湾作家朱天心一点都不好奇也不关心未来,“我想可能跟我的身份有关系,如果我是一个做股票的,做房地产的,或者是以政治、算命为业的人,未来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可是创作的人,yzc88亚洲城手机版官网好像看过往都来不及,要理解过往都来不及,很难分神去面对未来。”艺术史学者白谦慎不愿意谈“阅读未来”,他把题目稍作改变为“被未来阅读”,“我们的著作都要被后人阅读,这是后人的阅读,在检验我们的成果是如何的。” 白谦慎说,在被未来阅读的时候,真正判断一个学术的好坏,是不能以销量来判断的,“真正的优秀的学术著作,要经过未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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