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从“集体写作”到一个人的文学史

  

  洪子诚:从“集体写作”到一个人的文学史

原标题 [洪子诚:从“集体写作”到一个人的文学史]

  

 

  

 

  

 

  

 

  

 

  

洪子诚1939年生,广东揭阳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新诗史》、《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等。

  


这些天,客居台湾新竹的洪子诚一直忙着同《中国当代文学史》日文翻译者(九州大学教授)最后落实翻译上的疑难之处。这部于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甫一问世,即被学界视作超越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局限、文化再反思的集大成之作。

  

 

  

作为30年代出生的学人,洪子诚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即留校教授写作课。从50年代后期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初创,到70年代后期定型,再到80年代的“重写”,每个重要节点上,洪子诚都未缺席过。但当80年代一批当代文学史学者满载学术声誉时,洪子诚还在埋头做他的“教书匠”,“2002年退休前的两年,我还一直给本科生上课”。直到90年代,洪子诚的学术研究才受到学界关注。

  

 

  

采访中,洪先生总强调自己是个“临时反应十分迟钝的人”。在其著作中,也常提到自己“怯懦”和“犹豫”。但正如洪子诚的学生,现如今的北大教授戴锦华所言:“当代中国史的书写,与其说更需要勇敢与力度,不如说它索求的,可能正是某种冷静而寂然的姿态。”其中的“冷静寂然”四字,恰可作为洪子诚治学之路的生动写照。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集体写作”的经验

  

 

  

南都:你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当时北大的文学氛围如何?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有过当作家的念头吗?

  

 

  

洪子诚:那时候北大有全校性的文学社团,就是“五四文学社”,社团还创办名字叫《红楼》的刊物。当时,谢冕、张炯、林昭、沈泽宜都是五四文学社和《红楼》的骨干。

  

 

  

读中学和刚进大学时,确实有过当作家的念头。不过,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跟我们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加上我那时候投稿都被退回,包括《红楼》,我投过好几次诗、小说,大概只登了一两首小诗,其他都被退回。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不是个不屈不挠、意志力强的人,遇到这样的挫折,也就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

  

 

  

南都:你上学那会儿,学习什么内容?名教授给你们上课吗?

  

 

  

洪子诚:在1958年“大跃进”之前,教学还是按部就班的。大学一二年级主要是修基础课,中国文学史占有非常大分量,因为当时向苏联“一边倒”,俄语是必修第一外语。像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也有很多课时。那时候基础课都是名教授,比如讲文学史的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王瑶,古代汉语的王力、杨伯峻,现代汉语的朱德熙、林焘,语言学的高名凯……我都听过他们的课。这些课程让我受益匪浅。但是1958年以后,教学秩序就开始不稳定了。

  

 

  

南都:1958年,你和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刘登翰集体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能简要回顾一下这段经历吗?

  

 

  

洪子诚:在前些年写的《回顾一次写作》书里,对这次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过程,我们五个人(殷晋培先生90年代初已故去)各自有详细回顾和反思。这次编写,既属于当年开展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号召年轻人占领资产阶级“阵地”、“拔白旗,插红旗”),也有某种朋友合作的性质。当时《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找到谢冕,然后由谢冕物色爱好诗歌的朋友编写。我们六人在寒假期间,自带行李,从图书馆借出几百部诗集,运到北京和平里作协的两个房间的宿舍里。在那里大概不到一个月吧,分工写出初稿,回学校之后又做了许多修改。其中有四章刊登在1959年的《诗刊》上。

  

 

  

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就我们六个人,基本没有什么专门的讨论,就是七嘴八舌乱吵一通,一人分一个阶段,自己看材料。所以“概况”从学术上说是粗糙的,也是粗暴的,不过这段学生时期的经历,却很难忘。

  

 

  

南都:这次“集体写作”的实践,给你的学术生涯带来了哪些影响?

  

 

  

洪子诚:集体科研我当时参加过多次,除了“新诗发展概况”之外,还参加年级组织的现代文学史、古代戏曲史编写;它们最后都不了了之。在此之前,我对学术研究可以说一无所知。这些活动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有了搜集、阅读资料,发现问题、归纳论点等科研实践的初步经验。

  

 

  

当时,“以论带史”是那个时代的潮流、风尚。yzc88亚洲城手机版官网不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特别强调观念、立场、路线的重要性。这种“病症”到“文革”发展到极端;它的流弊现在仍然有深刻影响。我因为得过这个“病”,知道它的危害,对它就时常警惕,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自己心造的幻影而被它控制。

  

 

  

南都:上大学期间,对你影响较大、印象较深的老师有哪些?

  

 

  

洪子诚:印象很深的有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从他那里,见识了生活阅历、写作经验、艺术感觉互相渗透、支持所达到的境界。还有就是常被提到的林庚先生讲唐诗。他讲李白的神采飞扬,自己也如想象中的李白那样神采飞扬。朱德熙先生分析作品和讲现代汉语语法,注重的不是提出和论证结论,他提出几个可以进行比较的观点和方法,启发学生自己从中去分析、判断。孙绍振对朱先生的讲课有很好概括:他“并不要求我信仰,亚洲城娱乐他的全部魅力就在于逼迫我们在已有的结构层次上进行探求,他并不把讲授当作一种真理的传授,而是当作结构层次的深化。”

  

 

  

教写作的“好处”是重视作品分析

  

 

  

南都:大学毕业后你留校教写作课,这段经历对你的治学有无影响?

  

 

  

洪子诚:1961年我本科毕业,毕业分配时我第一志愿填的是西藏。这个志愿无关崇高理想,就是和几个要好朋友的约定,而且浪漫地认为那是让人向往的地方。大概以为最遥远就最有趣吧,但最终没有去成。学校开始留我当研究生。后来研究生名额压缩,就让我教写作课。这是当时文科各系的必修课,因为要改大量作业,负担比较重,又普遍认为它没有学问,很多人不愿意教。“文革”之前我一直都是教写作。当时也很不安心,但事情还是认真去做。

  

 

  

现在看来,得到的“好处”是重视作品的分析。你想契诃夫《凡卡》那么短的小说,要讲两个钟点,就必须细读,找出许多观察的角度。另外,写作教学也培养我对语言的敏感,让我明白,把话写得明白顺畅确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值得你一辈子去追求。

  

 

  

南都:从毕业到“文革”,这段时间有无集中的阅读范围?

  

 

  

洪子诚:因为是教写作,没有确定的专业阅读范围。这段时间读了鲁迅的大部分著作,契诃夫当时全部的中译小说、剧本。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小说,高尔基的回忆录,读了亚里士多德、莱辛、狄德罗、别林斯基、恩格斯、丹纳、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文论。不知道什么原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丹纳的《艺术哲学》和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当时读得很认真,书上画满红蓝色道道。这些书让我特别注意事物的历史情境,但也让我太“唯物主义”,压缩了我本来就不多的想象力。也仔细读了《红楼梦》和“聊斋”,读了一些中国古典文论,《诗品》、《文心雕龙》、《苕溪渔隐丛话》、《沧浪诗话》什么的,但是没有耐心,大多不求甚解……一个时期迷上话剧,经常进城看话剧演出,读曹禺、易卜生剧本。当代中国作家创作也读了不少。总之是茫无头绪,杂乱无章。

  

 

  

南都:1977年你转入新成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洪子诚:北大中文系1970年恢复教学。第一届工农兵是70届,本校和江西“五七干校”同时招收学生,每个班只有很少的学生,二十到三十人左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七七级进校后,教学内容就开始调整了。是“文革”前北大中文系教文学史的,都在一个教研室,现在分细了,有了古代、现代、当代的划分。

  

 

  

当时写作教学小组将近20人重新选择专业方向。张钟和谢冕正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问我是否愿意加盟,我就答应了;总算有个归宿。当时大家热情很高,有一种想做一点事情的劲头,关系也融洽。最初做的就是给刚进校的77、78级开当代文学课;同时也开始集体编写教材。

  

 

  

南都:编写了《当代文学概论》?

  

 

  

洪子诚:是的。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教学自然要有参考书。当时许多学校都在编当代文学教材,我们也觉得应该编一本。于是1977年,由张钟、我、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五人合作,每人负责一章,我写诗歌和短篇小说两章。

  

 

  

《概观》的编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合作,不像过去和后来集体编写教材,要认真统一观点,讨论体例和章节安排,分配字数,初稿出来后还要讨论、修改、统稿等等。我们基本没有这些程序,几个人交换意见,分工,然后就分头去看材料写作。按照当时通常的体例,会划分时期、阶段,也会讲当代文学思潮和文艺思想斗争。我们觉得思潮、斗争部分那个时候还没有经过清理、反思,不容易讲得清楚,就有意识避开这个方面。

  

 

  

南都:什么时候开始你将“十七年”(1949-1966年)和“文革”两个时期结合在一起,统称“50至70年代文学”的?当时学界对于这种说法有无质疑?

  

 

  

洪子诚:应该是80年代初给79级上课的时候就采用。那个时候,当代文学分期有所谓四分法和三分法。三分法就是“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四分法以1956年为界又将“十七年”划分为两段。我给79级上课专门用两节课讨论这个问题。觉得三分法、四分法都有一定根据。但是,我认为当时对“文革”的憎恶,过分强调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断裂,它们之间的连续性被忽略,后面这一点其实更重要。因为我没有写文章正式讨论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引起争论。但是我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一书,1991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上课(讲稿后来整理成《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出版),以及1996年的论文《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都一直沿用这个分期方法。现在大家都习惯把“当代文学”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了。

  

 

  

南都: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很多“事实”都还没有成为研究对象。比如当代文学团体,作家组织等都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洪子诚:80年代后期上课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但还不是很系统。80年代中期,我对当代作家的精神、思想境界问题有比较多的关注。那个时候研究界主要是从人格、思想文化传统的方面去解释。我注意到这里面存在被忽略的“物质”、制度的因素,包括作家组织,刊物出版,作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作品评价程序,奖惩制度等,基本上属于权力控制方式。当代文学一体化进行的思想、文学规范,很重要部分是通过制度实施来保证的。当时也读到像埃斯卡皮(法国学者)文学社会学方面的论著,让我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可操作的框架。我还逐渐意识到作家的精神态度、境界问题,和社会制度、文学体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这是我后来将文学体制问题作为文学史的重点考察对象的动机。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聊斋志异》,《野草》(鲁迅),《契诃夫小说选》,《日瓦戈医生》,《俄罗斯思想》(别尔嘉科夫)

  

 

  

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除少数天才外,总是要重视前人的成果,接着他们说。

  

 

  

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确实没有。《我的阅读史》里少数几篇好一些。

  

 

  

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从不开夜车。总是遵从“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古训。

  

 

  

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听一点西方古典音乐。做家务、从电视看球赛。

  

 

  

离开文学史原有框架和叙述体例

  

 

  

南都:80年代西学热时,哪些理论对你影响较大?

  

 

  

洪子诚:当时读书很杂。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比较大影响的西方论著,yzc88亚洲城手机版官网一是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诸种概念》,以及另外零星的“新批评”论文。另外是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批评》和《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还有是不属于“西方”的苏联文论家卡岗的《文艺形态学》,以及一些文学社会学的著作。这种“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形态”的重视,另外是对概念、现象发生演化的历史语境的关注。

  

 

  

南都:《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洪子诚:1997年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开始筹划《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修改。大家认为“概观”在教学上已经不大适用了。当时我还是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就跟谢冕商量能不能重新编一本教材。他非常赞成,说北大应该有这个责任。我征求过教研室老师的意见,有的老师很忙,像曹文轩、张颐武、韩毓海,就明确表态不参加……有一次碰到钱理群,就把这事儿说给他听。他突然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呢?你自己写一部好了。这倒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样,我就决定一个人做。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和观念可以说是我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抽象谈论文学史观念、方法,和实际的文学史写作,毕竟很不相同。理论可以头头是道,写的时候却会不断出现各类难题。文学史当然有一个“经典化”问题,即作家作品的筛选,当代文学也不例外。但我考虑有这样两个因素,一是“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总体文学成就并不高,“十七年”没有非常重要的作家;另一个因素是毕竟写的事情离我们还很近,所以基本还是处理成以问题带作家、作品的方式。在文学“经典”的问题上,我在处理上的变化,主要是关注点的一些转移,也就是从过去评判哪些作品能成为“经典”(有价值的作品),转移到去解释这些作品当时为何能被确立为“经典”。

  

 

  

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挣脱主流的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体例”?

  

 

  

洪子诚:应该说“十七年”以至80、90年代出版的不少当代文学史,虽然对问题,对作家作品评价可能不同,甚至相反,但在叙述体例上,其实遵循的还是50年代周扬、邵荃麟他们评述当代文学时确立的框架。这个框架不能说完全无效,但也是当时特定政治、文学语境中产生的。因此,我在80年代讲课时,就有意义地想离开这个框架和叙述体例。但不是简单构造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首先将力量放在解释这个框架的依据上。换句话说,把周扬他们确立的叙述方式和概念,当做需要辨析的问题提出。

  

 

  

80年代以来,我越发对“历史进步”的历史观产生怀疑,越来越不相信“时间神话”,那种“新时期”、“新纪元”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在《1956:百花时代》这本书的前沿中,我说:“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所以说,我“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作出评判,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些话写在90年代末,但90年代初就开始意识到了。因此不是那样把新时期文学、作家理想化、更多看到的问题的方面,有些悲观。在研究、叙述方法、态度上,有意识尽量减弱“批评”的因素,抑制评价的冲动。所以我开玩笑说,“当代文学”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就是“当代文学”罢了。这话听起来拗口,却说明了研究的立场、视角的问题。这里有个经常讲到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你的评价自然会制约、甚至决定你的文学史写作。

  

 

  

南都:2002年你从北大退休,这十多年来您的治学大概是怎样的?

  

 

  

洪子诚:还是有许多事情在做。在北大新诗研究所,我担任刊物《新诗评论》和“新诗研究丛书”主编的工作。在谢冕先生主持下,参与编选《百年中国新诗总系》。进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和这本书英文版、日文版翻译过程的协调、讨论。出版《我的阅读史》和《学习对诗说话》两本书。基本上还是延续以前的那些工作计划。

  

 

  

南都:你目前手头或者未来有何计划?

  

 

  

洪子诚:2009年上半年在台湾彰化师大国文系和台文所,给研究生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这次是在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给交大和清华中文系研究生讲当代文学史。邀请我到台湾上课,可能是觉得台湾对大陆当代文学的研究还不很够。从我这方面,很大原因是我妻子喜欢在台湾“过日子”。所以陈平原老师开玩笑说,“因为幺(书仪)老师喜欢台湾,洪老师只好去当‘外劳’。”如果精力允许,以后会写一点随笔性文字,整理在台湾上课的讲稿,和年轻朋友编一本百年新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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