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出版界四位“80后”

  

  李景端:出版界四位“80后”

 

  

 

  

我们自嘲是出版界四位“80后”。老朋友相聚,社会新闻,行业状况。朋友动向,乃至家务琐事,什么都聊。当然,谈及最多的还是出版。

  

 

  

初夏的北京,凉爽宜人。一天,我趁在京参加“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委会之便,相约吴道弘和周明鑑二人同去刘杲家小叙。我们四人,年长的83岁,最年轻的79岁,所以我们自嘲是出版界四位“80后”。老朋友相聚,社会新闻,行业状况。朋友动向,乃至家务琐事,什么都聊。当然,谈及最多的还是出版。

  

 

  

我先通报了恢复《出版史料》刊号一事的进展:中华书局决定以《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刊名申请新刊号,总局已经受理,正在审核中。中华书局对接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视,就刊物定位、内容结构、发行策略等进行了认真论证。中版集团也表态,会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听到如此进展,大家均感欣慰。尽管有出版界领导主张恢复《出版史料》原刊名及原刊号,而在场的老人,都赞同改用新刊名,并支持由中华书局来接办。不仅因为中华书局具备资源、人脉、品牌等优势,还因为中华库存有一批珍贵的出版史料实物。鉴于商务的老仓库曾被烧过,所以现在只有中华有这项优势。以后这些史料可以选择公布,这对研究出版史很有好处。

  

 

  

周明鑑是位辞书编撰专家,时髦的说法叫“词典控”,一讲话总离不开词典。他谈到了辞书出版中“王同亿现象”,回顾了2004年因出版了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而引发的词典“规范”之争。他深为辞书界抄袭与粗制滥造现象屡禁不止而担忧,还特别强调,编出头一本词典,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与智力,而随后出版的同类词典,因有此前的词典可资借鉴,必然省力许多。但其中有些哪里是借鉴,就是玩文字花样,小改动,真抄袭。现在对头一本原创词典的版权保护明显缺位,母典的权益,缺乏应有的维护,这对保护辞书原创的积极性,无疑是很不利的。

  

 

  

一谈起出版业现状,老人们显得似乎有点跟不上“潮流”了。他们对当下有些出版人那种“追经济”和“去文化”的倾向,颇为反感与担忧。刘杲是出版界老领导,很关注出版业大事。前些年他写过一篇《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的文章,在出版界很有影响。那天我问他,对有些出版人只关心经济指标,心思全放在做大产业上这种现象怎么看。他回答,国家投入出版,主要的不是指望它来赚钱,而是要求它传承与繁荣文化。在处理文化与经济关系上,我国出版业有过优良的传统。商务、中华、三联这些出版老字号,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为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用事实做出了很好回答。现在是市场经济,出版部门自然要抓好经济,但做强经济,还是为了文化的发展。邹韬奋所讲的“坚持事业性与商业性相结合”,应该是出版业要坚持的经营理念。我很赞同刘杲的看法。今天出版业,在出版手段、阅读需求、以及传播技术等方面,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对此,出版人必须坚守文化担当,充分发挥商业智慧,努力实现崇高的文化理想。

  

 

  

在座的吴道弘,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他一向斯文、寡言、和霭,从人民出版社退休后,被拉去主编《出版史料》,替人打工10年,直到这本刊物的刊号被挪用,还蒙在股里不知道,足见他“老实”得也够可以了。他现在还担任《中国出版家》丛书编委会的副主任,这又是一项艰难的文化工程。听他说,这套书的编撰工作遇到很多困难。笫一批计划写55位出版家,找作者很难。熟悉情况的没空写,有空写的又不熟悉情况,以至还有很多位传主,没有落实作者人选。此外资金也没到位。按出版资金补贴的规定,必须出书后才能拿到补贴钱,而现实是,没钱就出不了书。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建议不妨把这套丛书,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装帧,分给几家有条件的出版机构联合来出。比如,好多位出版家都来自上海,何不把这些传主,分给上海世纪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由他们去组稿和出版。吴道弘对此赞同,表示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眼看中午到了,我请刘杲带领去附近饭馆吃饭。因为人人谈兴很浓,这顿饭一直吃到饭馆中餐快打烊。结账时我才付二百多元,觉得既可口,又实惠,连忙向老板要了张名片。我说,下次约朋友聊天,还到这里来。临告别时,我对吴道弘说,我们三人,现在都用电子邮件联络,方便极了。惟独你,不仅不用电脑,连手机也不用。如今不用这些,那可真要OUT啦!他笑答,我尽量试试。

  

 

  

回南京不久,就收到吴道弘用快递寄来的古诗:“赠景端兄 人文关怀年复年,坦率真诚敢当先。良知勇于申正义,感君正气老更坚。”明知这是老友过誉的客气话,我还是拿去扫描后,用电邮发给各位“80后”同览。并且回复吴道弘:此诗你若用电邮发给我,一省你书写,二省我扫描,三省快递费,一按鼠标就收到。所以,赶紧找人学电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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