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小书店的死与生

  香港独立小书店的死与生

8月11日,台湾大型连锁书店“诚品书店”在香港正式开业,原本就惨淡经营的独立小书店在这一冲击下将何去何从?

在香港旺角的序言书室做了一场关于香港书店之于香港文化深意的讲座,散席后和书店小老板闲聊,话题自然扯到了近日在香港开幕的台湾诚品书店。小老板忧心忡忡,独立小书店常常惨淡经营,维生不易,现在又加上诚品的高调进入,一下子租下了铜锣湾繁华地段三层楼4000多平米的面积,又是展览,又是通宵营业,以此来瓜分香港本已就十分狭小的阅读市场。大型书店的侵蚀下,香港独立书店的明天,又该何去何从?

诚品书店创办于1989年,其名字来源自古希腊文eslite,意指精英。诚品自建立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激发创意与阅读、推广文化产业,从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发展成为台北的文化地标,用飘逸的书香带领台湾找寻浮躁年代中的人文情怀。2004年,《时代》杂志更是把诚品评选为亚洲区一个旅游必访景点。台北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凌晨三点加班结束,离早晨上班时间又只差短短的几个钟头,这个时候走进诚品,要上一杯咖啡,翻翻书,打打盹,会找到一份归属感。

比之名声远扬的诚品,香港的书店似乎就多少显得默默无闻,不过香港也有自己的特色,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些“二楼书店”。

香港的“二楼书店”起于1950至1960年代,于1970年代逐步发展。当时香港正深受国际“革命浪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反殖意识强烈抬头,1971年的保钓运动、1975年的爱国反霸运动均促使这一时期的香港知识分子主动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反思,试图从理论层面对社会动荡给出解答。另一方面,在六七香港左派暴动之后,港英政府也开始逐步改变管治策略,通过注重地方社区建设、鼓励艺文活动积极弥补与香港民众的距离,着力培养港人安居乐业的本位意识。社会开放的气氛渐次孕育出有利条件,新一代土生土长的年轻人脱颖而出,他们摆脱了上一代的流亡放逐意识,自觉出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并主动去追求自我定位和都市发展,而抗拒教条和老套。这种带有个人性质的追求努力,在知识分子文化思潮的牵领下,在媒体传播如报纸、杂志、电台、电影与民间组织的推动下,慢慢汇聚成大众的文化追求和品位,继而又演变成一代香港人的文化根基。用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事后:本土文化志》一书中所说,“1971年到1981年是香港文化脱胎换骨的时期”。自然的,以文艺思想、社科学术类书籍为主打阵地的各种楼上书店便成为了香港早期知识分子最好的聚散地,并承担起社会开蒙的媒介作用。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香港独立书店的代表,一间是青文书屋,一间是曙光图书。这两家书店同藏于湾仔庄士敦道一座旧楼单位里,一家售卖中文图书,一家售卖英文图书。

青文书屋就是青年文学书屋之意,源自于由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文学社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奖。当时部分得奖的学生毕业后,希望把办文社提倡文学的热情承传下来,于是合股创办了青文书屋,而曙光则由香港“二楼书店”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国明一手撑起。由于青文、曙光所收书种的鲜明思想和人文特性,例如那时还难以在其他地方寻觅到的新左派、德里达、福柯和本雅明,以及各种手制的小型独立艺文刊物,如《工作室》、《女风•流》、《病房》、《前线》、《越界》等,这里很快成为吸引香港知识分子与文化人汲取知识、结交同道并分享各种前卫剧场、讲座演出消息的一个文化标志性场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学术及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吕大乐、陈冠中、梁文道、刘细良、马家辉、昆南、亚洲城娱乐朗天等,都曾经是当年青文书店里孜孜以求的常客。

1988年,罗志华接手青文,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8年之久的书屋小老板之路。在罗志华一己之力的推动下,青文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成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并在“一人主义”的经营哲学之下(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钉装、一人搬运),出版了许多今天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旗帜人物(譬如陈云、陈冠中、ca88手机版登录网页丘世文、罗贵祥)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也斯、黄碧云、谢晓虹等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也经由青文出版。此外,很多没有市场的香港本土文学书、学术书亦都得到了青文协助出版,并成为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的常客,罗志华也由此被赞誉为是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

然而伴随着香港政府对于湾仔地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青文书屋不得不直面生存与死亡这个残酷的选择。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湾仔由充斥着大牌档、杂货摊、戏院的市井地,逐步发展成为向世界展现香港的一个窗口。湾仔的旧区,重建项目一项紧挨一项地繁荣登场,直接导致该地区楼价的飞速攀升。特别是到了2005、06年,房地产市道伴随着香港经济强劲复苏再次大幅上扬,与青文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曙光在难以维计下又宣布退出,使得青文更加独臂难支,只能于2006年8月无奈地宣布结业。结业后,罗志华将所有库存图书搬至大角咀一个仓库内,期待有朝一日重开青文。但2008年春节前的一宗不幸意外,罗志华在书仓整理书籍时,被二十多箱塌下的书籍活埋,失救而死,青文遂变成永久结业。

爱书人死于自己所心爱图书的重量,象征文化的书籍反成了杀人凶手,这份凄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笼罩在香港本土文化人的心里。用梁文道的话说:“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青文的盛与衰只是香港“二楼书店”发展轨迹的一个缩影,这几年关门的“二楼书店”,知名的还有阿麦书房,而依旧留守的,则将书店逃亡至租金更加便宜的楼上楼,苦苦挣扎着。而资本雄厚的大型出版集团,却可以依托成熟商铺地段的天然优势,以及庞大的发行网络和物流优势,进行多元化经营(譬如广州的方所就将服饰、设计和图书三者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生活美学馆),再通过邀请知名作者举办讲座以吸引人潮,扩大影响和销量。

但实际上,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两者之间并不是零和的游戏。诚品高调进入香港,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激发起香港人对书店的关注,而诚品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也会极大地推动本地阅读风气的逐步形成,进而从整体上扩大香港的阅读市场,形成一种增量放大效应下连锁书店和独立书店同涨的局面。另一方面,大型书店难免媚俗,摆在柜架最前方的永远都是畅销类书籍,而独立书店则更加偏爱文史哲等学术人文类书籍,同时也附设有二手图书寄卖服务,自印刊物交流活动,并和当地的社区网络、读书沙龙紧密相连,俨然是一片爱书人精神上的绿洲。譬如我就曾在序言书室买到过陈智德的《抗世诗话》、周绮薇的《推土机前种花》等关乎社会运动、本土文化的小书,而这些看上去属于小众的读物在大书店里都难寻踪影。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独立小书店可以起到特色经营、细分市场的作用,当然前提是香港阅读市场这块蛋糕要继续做大。

(作者现为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亚洲城娱乐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员。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亦为《凤凰周刊》、《明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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